中华医学会第十四次全国白血病淋巴瘤学术

年7月13日，中华医学会第十四次全国白血病·淋巴瘤学术会议在哈尔滨正式召开。本次会议由中华医学会、中华医学会血液学分会主办，哈尔滨血液病肿瘤研究所、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学研究所、北京大学血液病研究所、医院血研所和北京白求恩公益基金会协办。

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学研究所王建祥教授，医院、北京大学血液病研究所黄晓军教授，上海交通大医院沈志祥教授担任大会主席，哈尔滨血液病肿瘤研究所马军教授、医院吴德沛教授担任执行主席。

学术报告撷英

王振义院士通过分享临床病例，介绍了近年来先发现的“慢性粒单白血病伴发母细胞样树突状细胞瘤”这一疾病。以病例作为引子，王院士提出以下问题：

围绕母细胞样树突状细胞瘤（BPDCN）的本质、细胞来源、诊断标准，王院士明确了病例中的患者符合BPDCN诊断。同时，依据慢性粒单白血病（CMML）的诊断依据，病例中的患者符合CMML诊断。

这两种疾病可以同时发生？同时发生背后的原因何在？针对这些问题，王院士对近几年领域内的文献进行了回顾分析，并发现，BPDCN与CMML存在同源、同期突变，这为两种疾病的并发提供了一个可能的解释。而如何进一步明确其中的机制、明确诊段标准及诊断流程、摸索出疾病的最适治疗方式，仍需要继续探索。

王院士指出，医学的本质就是不断迎接新的挑战，而以科学的态度、从发病机制到临床诊疗逐步探索，也正是医学发展的方向。

黄晓军教授以“单倍型造血干细胞移植——中国的视野看全球”为题，从“单倍型造血干细胞移植现状、疗效及单倍型供者是最佳替代供者”3个角度，分享了自己的研究成果。

黄教授首先通过流行病学数据指出，白血病是严重危害人民健康的重大疾病，而造血干细胞移植是白血病的有效治疗方法。然而，供者缺乏限制了其应用。为解决这一问题，突破单倍型移植“禁区”，黄教授及其团队在通过粒细胞集落刺激因子（G-CSF）联合胸腺球蛋白诱导免疫耐受的基础上，建立了国际原创的、非体外去除T此包单倍型相合骨髓和外周血混合移植体系（这一方案也被国际学者称为“北京方案”，方案发展详见下图）。

这一方案有以下创新点：①结合多种生物标记物，创建适应不同状态、年龄的个性化单倍型移植新方案；②突破组织配型对供着选择限制，阐明影响单倍型移植疗效的供者特征，挑战造血干细胞移植60年经典规则；③优化单倍型相合移植后真菌及EB病毒感染防治方案。

过去10余年中，该方案取得了与人类白细胞抗原（HLA）相合同胞供者移植和HLA相合无关供者移植相当的疗效。在治疗儿童恶性血液病方面，该方案疗效优于脐血移植；在治疗中、高危急性髓细胞白血病（AML）和成人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ALL）方面，该方案疗效优于单纯化疗。

方案的单倍型关键技术获得了国际学术权威专家的赞誉，也在国际和国内广泛推广应用。在我国，单倍型移植称为第一位的移植模式，在全球应用中，与国内外同类技术体系相比，亦处于领先地位。

黄教授指出，“北京方案关键技术应用改变了全球造血干细胞移植格局，使得几乎所有白血病均可通过移植获得治愈。”

美国纪念SloanKettering肿瘤中心白血病病病房主任、Blood杂志副主编MartinS.Tallman教授，介绍了目前AML和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APL）领域内的最新进展。

Tallman教授首先回顾了从年至今AML临床实践中的几次变革（下图），并总结近来对AML的最新认识包括：①AML的细胞遗传学特征及分子相互作用；②强化诱导/低强度维持方案；③微小残留病（minimalresidualdisease）的重要性不断凸显；④同种异基因移植适应证不断扩展；⑤老年患者获得更多治疗机会；⑥新药及新药及现行治疗的联合治疗充满希望。

对于APL，Tallman教授指出年最重要的问题包括：①如何减低早期死亡率？②ATRA/ATO是标准的治疗吗？③对于高危患者的最佳治疗是什么？④需要维持治疗吗？同时，Tallman教授也分享了对APL治疗的想法：

1.早期死亡是治疗失败，不是耐药；

2.典型的预后因素并不重要（FTL3、二重APL）；

3.目前的治疗是减少化疗药物，并且无化疗也可治愈APL；

4.老年患者与年轻患者具有相同的治疗敏感性；

5.复发后治疗也有效；

6.自体移植是CR2的治疗选择，而不是异基因移植。

综上，减低早期死亡率、优化高危患者的治疗策略是未来方向。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医学中心OwenAnthonyO‘Connor教授，以“淋巴瘤治疗新药，将会发生什么”为题，展望了淋巴瘤治疗的未来。

在演讲伊始，Connor教授提出问题——淋巴瘤医疗新药，正向着“无化疗”的未来前进？围绕这一问题，Connor教授逐一介绍：①并非所有的PI3K抑制剂都一样，事实上，这类药物之间存在差异；②来自新型混合融合技术的分子（ESO-S-）；③靶向核蛋白代谢药物（Selinexor）；④将强效药物与单克隆抗体偶联（抗体药物偶联剂和CD37）；⑤吞噬或不被吞噬（靶向于CD47上SIRPαFC的药物）这些药物的原理及相关研究。

在演讲最后，对于“淋巴瘤医疗新药，正向着‘无化疗’的未来前进？”这一问题，Connor教授给出了自己的回答：

1.抗肿瘤治疗进展明显，目前强调于靶向肿瘤的生物特异性治疗和免疫治疗；

2.新型细胞毒药物-EDO-S，被独特的抗肿瘤药理和传统细胞毒机制原理所改变；

3.并非所有的同类药物都相同（如化学作用、细节等），更重要的是明确为什么会存在差异；

4.免疫治疗不仅仅是一种单抗治疗，目前仍存在更多的可能；

5.新药联合以及新药与传统药物的联合可能带来疗效的提高，但未来的开发速度可能受限。

医院朱军教授分享了“北肿单中心淋巴瘤自体造血干细胞移植的实践与思考”。

围绕：①在新药的时代淋巴瘤ASCT的地位如何？②在中国淋巴瘤的ASCT做的够吗？③淋巴瘤ASCT适应证如何选择？④与处理方案比较？⑤如何减少ASCT后的复发？5个问题，朱军教授逐一介绍了北肿淋巴瘤ASCT在各病理亚型中的成果，并总结：

1.ASCT具有很好的安全性可显著提高长期生存；

2.免疫化疗时代，ASCT治疗淋巴瘤仍具有重要地位；

3.ASCT的价值在各病理亚型中均得到体现；

4.关键在于选择ASCT的时机；

5.需要把控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的适应症；

6.尝试减少ASCT后复发的方法与途径；

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