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给中国文化带来另外一色调
继开幕式邀得香港凤凰卫视“名嘴”阮次山作爱国主义演讲后,由中山大学管理学院主办的“花旗论坛”于昨日又迎来了余秋雨教授,再次为广大华南学子送上一顿丰盛的文化大餐。 在用时两个多小时的谈话中,这位被视为有代表性的文化行者,余秋雨从自己的人生经历动身,从成长成才的进程到人格发展过程,从考察文明圣地的体验关于文化的哲学思考,点点滴滴,凝聚了一名学者的人文哲思,不时引发全场的掌声,同时也使大学生们走向了对人生、对文化的另一个思考。 “大胆,应该是指你能在没有盔甲的时候,仍能面对之前在一时之勇下完成的事情所带来的负面白癜风偏方有效吗效果” 余秋雨在事业渐入佳境之时选择激流勇退,出乎很多人的意外。但是辞职并不是如他想象中的那般容易,直到递交了第23封辞职书后,他才终究如愿以偿。 主持人:你担负了多年的上海戏剧学院院长职务,为何要辞掉?将来应该会有更大的发展空间? 余秋雨(下简称“余”):我在辞官前,曾跑到一个刑场旁边的寺庙草地上思考,做官对我而言意味着甚么?我这1生还能做甚么?难道就这么下去了吗? 主持人:可你不是下去了,是上去了。 余:我辞去上海戏剧学院院长的时候写了23封辞职信,(当时余秋雨已是国家重点考察的国家干部,如果不辞职,就有可能会青云直上),我当时思考了很久,在官场和考察,选择以后对我意味着甚么,我的这1生还能做甚么,我看是走下去。 我之所以说“走下去”,由于做官是被动的,是领导让我做的。我在想自己有没有可能主动一下,做点自己想作的事。而自己能做的主动的事情,就是“不做”了。 主持人:阔别官场,开始行走和写作,现在回想起来,有没有后悔过? 余:没有。但有些事情的确是我没想到的,比如辞官的后果。当时做决定时需要勇气,后来我才知道,面对自己决定所带来的后果更需要加倍的勇气。 我做院长时,当时上海市市长有个举措,让最年轻的教授做教授评选委员会的主席,我就是那个最年轻的教授。在我主持期间,上海各校报到那里的名额,大概只有一半人通过吧。他们都知道是我做的“坏事”。当时我很庄严地保持住上海这座很有文化的城市最高支持的评审标准,但是当最后的某些“针对”声音来的时候,评委会不在了,也就只剩下个人来承当。 所以任何的行动,就是人生任何行动,都要有这么一个思想准备,你中年时期或青年时期,你所做的非常响亮的决断,非常正义的行动,有可能让你在老年时候付出你想象不到的代价。 主持人:俗语说,人走茶凉。茶不但凉了,水还泼过来了。 余:对。但我是勇敢的人,我还是走过来了。人生的勇气就在这里,当你逞一时之勇的时候,你能为这个当时的勇气再加3-5倍。而这里的勇气,应该是指你能在没有盔甲的时候,仍能面对之前在一时之勇下完成的事情所带来的负面效果。 “千万不要在骂骂咧咧中过一生” 近年来,有很多人对余秋雨的作品、个人都曾作过许多评价,但他本人却不多作出回应。 主持人:针对你的反面和质疑的声音一直都未绝于耳。你的态度一直是不抵抗,不申辩,你心里真的不在意? 余:我不抵抗不申辩不等于不坚持。在他们批评我时,我依然写我的书,做我的考察。在这期间,我其实不清楚有多少文章批评我,也不知道有谁批评过我,但我却十分清楚自己写了多少书,走了多少路。所以,我的原则是,走自己的路,让他人去说。 在这里我也给大家一个建议,你们作为大学生,偶尔可以对他人的东西有评论,但主要落实在自己的文化建设和创作上,千万不要在骂骂咧咧中过一生。我最瞧不起只讲破坏不讲建设的人。 主持人:许多年以来,那些指向您的批评中有中肯的声音吗? 余:之前的确有,有很多声音能让我进行反思。但当恶性风潮来临的时候,我基本上已不怎么看批评我的文章了。或许,当中也有一些你所说的中肯的声音存在,但我想即便有,也只是极少数的,我对我不看、不听但又的确中肯的言辞感到抱歉。 我常常想,我们的世治疗白癜风的偏方界很大,要走的路很多很长,路途上难免有难闻的气味,但你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停下来,研究臭味的本源,有甚么化学成分,由于前面、外面总有鸟语花香。因此,我总是往前看。 “希望能在独立、自由、疏松中理出人格规范、行为规范,给中国文化带来另一种色调” 江湖上有传言,余秋雨写完《借我一生》后就会“封笔”。“封笔”意味着不再写,或是不再出书? 主持人:听说您完成《借我一生》以后就要封笔了,有这样的事吗? 余:“封笔”这类说法是一些媒体给的,但我没有这样说过,我只是不再出书而已。 我可以说得上是盗版商最爱好的作者之一吧,有些书不但盗版,乃至不是我写的书也会冠上我的名字。有些朋友和学者对我说“盗版得不到遏制,这类事情就避免不了”,因此,我就作出了这样的决定。所以,如果再有1本著有我名字的新书,就肯定不是我写的。 但如果在我有生之年内,在我们国家,盗版可以得到遏制,诽谤、诬告等行动能被公正判罪和如果公共传播媒介发表了毛病言论将会纠错、道歉,我想我还会再写。 主持人:那您脑袋里那么多思想怎样表达? 余:每个人做每件事情总应当有个了结,我的书,记录了我的行动就像一条抛物线,现在到了该了结的时候。我不想到了写不动的时候,才“被迫中断”,断就要断在比较好的时候,恰到好处。 我不会写成书,但不等于停止思考。脑海如果有闪光的东西,我还是会乐意通过某些渠道与大家分享。 主持人:不写书的生活就变得很有空。 余:余光中曾说过“一切都是忙出来的,唯有文化是闲出来的”,我很认同这类说法,而现在就是寻求这类有价值的空闲。 我辞掉院长职务后,就没有接受过任何正式挂职的约请,而是希望能在独立、自由、疏松中理出人格规范、行为规范,给中国文化带来另一种色调。 在自由的状态中,并不能预感明天要干什么,后天要做甚么,没有联贯的时刻表,但我却可以从容地选择甚么值得做,甚么不值得做,通过选择,发挥生命中的有效空闲。 主持人:您已决定不写了,但还会继续走吗? 余:不知道。 我在《借我一生》的最后一页提到,想与妻子找个小岛生活,这类生活方式是我们俩一直渴望的,要找到这样的一种生活也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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